内罗毕研究：耐药大肠杆菌携带情况与片区菌株和用药类型有关

据堪萨斯大学（University of Kansas）埃里克·恩盖诺（Eric Ng'eno）6月24日在《公共科学图书馆·综合》（PLOS ONE）上发表的论文，在内罗毕一处人口密集的非正规居住区，居民肠道里带的耐药大肠杆菌因片区而异：附近已经立足的耐药菌株，以及当地用得最多的抗生素类型，都与居民带菌情况有关。

恩盖诺是该校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。10月15日，他在《对话》非洲版（The Conversation Africa）上撰文介绍了这项研究。世界卫生组织（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，WHO）说，大肠杆菌（Escherichia coli，E. coli）常见于人等恒温动物的下段肠道，多数菌株无害，但有些会引起严重的食物中毒。这项研究的样本来自没有症状的人。

世卫组织标注日期为7月16日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情况说明称，微生物对药物不再有反应时，感染会变得难治，甚至无法治疗。情况说明估计，2021年全球有超过470万例死亡与细菌耐药有关；2023年，实验室确诊的细菌感染中约六分之一对抗生素耐药。

这篇论文重新分析了一个基于人群的传染病监测平台的数据，以及此前一项带菌研究的数据。论文称，这处居住区卫生设施不足，传染病负担重，抗生素使用多，耐药大肠杆菌带菌率高。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1月22日，研究人员在195个地点的住户中共采集2320份粪便样本，其中1212份（52.2%）来自五岁以下儿童，1108份（47.8%）来自18岁及以上成人。监测覆盖约2.6万名居民，面积约0.4平方公里。

某株大肠杆菌在某种药物存在时完全生长，就算对这种药耐药。结果显示，带耐药菌的样本从对卡那霉素（kanamycin）耐药的57份（2.5%），到对甲氧苄啶（trimethoprim）耐药的2098份（90.4%）不等，分母都是2320份样本。只带对药物敏感的大肠杆菌的样本有425份（18.3%）。对氨苄西林、链霉素、磺胺甲噁唑、四环素和甲氧苄啶耐药的菌株往往同时出现。

恩盖诺根据2010年至2015年间的处方配药记录，估算各片区的抗生素用量，再把用量与各片区到水源、厕所、垃圾堆放点和诊所的距离，以及卫生习惯和天气一起，与样本结果做统计比对。论文说，经常接触杀菌类抗生素（直接杀死细菌）的片区，以当地已经立足的耐药菌株为主；经常接触抑菌类抗生素（让细菌无法繁殖）的片区，则有更多尚未站稳的菌株。论文把氯唑西林（cloxacillin）归为杀菌类，把红霉素（erythromycin）归为抑菌类。氯唑西林用量高的片区，常见的耐药菌株更多；红霉素用量高的片区，对头孢他啶（ceftazidime）和环丙沙星（ciprofloxacin）耐药的菌株，以及完全敏感的菌株更多。

恩盖诺在《对话》上写道，抗生素严重扰乱肠道菌群之后，肠道原有的微生物会“很快被”周围环境里的微生物群落“取代”。他写道，较温和的药物让更多原有细菌留了下来，结果也更不一致。

论文称，经常清洁厕所、经常洗手、共用厕所等卫生习惯，出人意料地与更高的耐药菌携带风险相关。恩盖诺写道，能降低疾病风险的疫苗和卫生措施，“有助于减少对抗生素的需求”。

论文自己列出了局限。模型只解释了该地区耐药大肠杆菌菌株多样性变异的10%，其中相当一部分归于未测量的空间因素。研究没有使用基因组数据，论文说，基因组数据可以帮助弄清是哪些耐药菌株在人体内定植；研究只考虑了大肠杆菌菌株之间的相互作用。研究区域相对较小、联系紧密，样本采集于2015年至2016年初。

论文的结论是，这些发现指向“因地制宜的抗生素管理和卫生干预”。在肯尼亚，据肯尼亚媒体首都调频（Capital FM）7月5日报道，肯尼亚卫生部公共卫生和专业标准国务秘书处首席秘书玛丽·穆托尼·穆里乌基（Mary Muthoni Muriuki）呼吁肯尼亚民众避免自行用药，只按合格医护人员的处方使用抗生素。据首都调频引述，她在内罗毕卡伦的一场教堂礼拜活动上说：“负责任地使用抗生素，对抗击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至关重要。”世卫组织把滥用和过度使用抗微生物药物，以及清洁水、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条件差，列为耐药性的成因。

据新闻网站伊斯特利之声（Eastleigh Voice）2025年11月18日报道，卫生官员在当天发布的卫生部声明中说，滥用抗生素，比如提前停药或不凭处方买药，正在助长耐药问题。